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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警察在1942年占领的东部
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在征服的领土上 实行德国的统治
他们坚持执行他们的命令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枪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近距离射杀
历史学家和其他专家 对这些扣动扳机的人
做了大量研究
他们想知道像这样的大屠杀 是怎么发生的
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
那些人不是必须杀人的
他们不必遵从这个命令
如果你有勇气说 “我不能开枪”
你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懦夫
你的档案里可能会有一封差评的信
但你不会被任何严厉的方式惩罚
这场战争的二十年后
有一场汉堡警察部队 所犯谋杀案的审判
所以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开抢?
他们不是意识形态上驱动的 出于自愿的刽子手
他们不是受过训练的杀手
他们是做平民工作的人 比如出租车司机或水管工
从各方面来看 他们完全就是平凡人
(他们是平凡人)
汉堡 1942年夏天
战争爆发三年
政府正在为一项特殊任务招募人手
到了1942年 真是到了人力库的底部
当然是因为大量人员伤亡
军队在俄罗斯遭受重创
以及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力
占据日益增长的德意志帝国
他们想要能弄到的每个人
只是为了填充劳动力的短缺
家中年长的男性 已经不再适合做德国国防军
他们也接到了电话 很多人都不是纳粹支持者
也不是过度仇恨犹太人的人
他们来自历史上民主社会的背景
他们的职业范围从烘焙师和工匠
到木匠和有办公室工作的商人
那个警察大队基本反映了
汉堡普通的工作人群
他们被选拔为预备警察
他们的训练基本没有足够的时间
为等待他们去做的事情做好准备
1942年6月21日
他们向家人道别后离开了家
对他们的任务 上面给出了相当抽象的描述
其中包括保守卫德国占领区
他们被带去了波兰
在6月25日 101预备警察大队
到达了卢布林区南部
我们知道当时没有准备
他们被送到波兰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
警官们不知道 特拉普真的没有...
特拉普少校直到前一天 才知道他要做什么
那是1942年7月13日
这支大队必须清早报到
传达这条命令的特拉普少校年纪稍大
很受他的手下欢迎
因为他不是典型的专制指挥官
他们叫他特拉普“爸爸”
这表明了他们有着怎样的关系
特拉普少校站在这支大队前说
“今天我有一个可怕的命令给你们”
他的声音哽咽着 泪水滑落他的脸颊
他肉眼可见地在努力控制自己的身体
对他来说 这是非常可怕 非常困难的事情
去给他的手下解释 他即将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
他们要射杀1500名 犹太男性、女性和儿童
这时候他做出提议
“如果任何人感到无法胜任
可以出列 不必参与”
告诉这些人如果他们不想参与就出列
需要他们采行动
但当我们面对一个选择
我们不太清楚怎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通常什么都不会做
确实有一个人出列了
他连队的队长非常难堪
他的一个手下会成为第一个“懦夫”
不去参与 队长开始朝他大吼
特拉普打断了他 对这个人进行了保护
然后大约十来个人追随了他的行动
立正!解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
因为这些命令有记载
很明显从他们被给予的命令来看 这些人不必杀人
战后陈述的一部分说必须参与
否则你就会被枪杀
这里我们能清楚地表明 不 情况不是这样的
他们可以决定
所有杀人部队明显都是如此
迄今为止 没有发现任何一例
下属拒绝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自己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的案例
一切都开始于1939年9月 德国国防军入侵波兰
短短几周后 这个国家就被击败了
数百万的波兰人落入德国人手中 现在应该处于被监视中
为此 政府需要安保部队
在德意志帝国 数以万计的男性入伍
在占领区成为警察
他们希望避免在前线服兵役
有了如此多的申请者 政府难得地开始挑剔
16万男性申请了警察志愿者
只有2.6万到三万人可以被接收
(史蒂芬·克莱普 历史学家)
他们接下来训练了六个月
最重要的是 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训练
这让他们很清楚 上面期望他们做什么
他们被告知 作为优等民族
他们应该确保民族社会主义政策
在占领区的的建立和执行
训练后 这些人知道了 那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
他们的工作是在占领区
帮助实施残酷的纳粹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挑选了 认同纳粹事业的人
编排集合成各警察大队 送到波兰
在那里他们会欺压、残害、谋杀平民
特别是犹太人
早在1939年10月或11月
那些小队开始射杀平民
波兰的反抗战士、神职人员 知识分子 甚至犹太人
把人赶出去 驱逐他们
总而言之 可以说这些小队
把民族社会主义灭绝政策付诸实践
就在两年后 袭击了苏联
这是一场征服与毁灭的战争
根据德国的计划
为了释放生存空间 应该死三千万苏联人
机动杀伤部队 由警察和党卫军特种部队组成
叫做“特别行动队” 支援战斗中的部队
在1941年6月27日 309警察大队进入了比亚韦斯托克省
这群意识形态纳粹化的人 把八百名犹太人锁在犹太教堂里
放火烧了
后来又杀了更多的人
第二天 这些警察因他们所谓的 “保卫”这座城市而受到嘉奖
总共1.8万人在前线后方进入村镇
(纳粹占领的波兰 1941年 苏联占领的波兰 1941年)
多数是接受教导的年轻枪手在村镇中
射杀所有的犹太男性、女性和儿童
这次屠杀开始了 对犹太人体系化的大屠杀
很多枪手因为这场屠杀造成精神创伤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导致了大规模灭绝性集中营
出现在1941年末 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
(纳粹占领的波兰 1941-1942年)
大屠杀的过程对行凶者来说
需要更省力、更高效
如果我们试着搞清楚
依照大屠杀受害者的死亡方式
看看人数的比例
我认为最佳的预计是
大概一半 差不多300万人 死于集中营
死于毒气室
接近一百万人死于 我们可能称之为监禁的环境
在犹太人区 饥饿在疫情中蔓延 在战争最后 死亡大肆盛行
这意味着超过两百万人 死于枪杀行刑队
死在这些大屠杀之中
超过两百万人与行凶者面对面被谋杀
甚至今天也鲜为人知 这是“被遗忘的大屠杀”
利耶帕亚 1941年夏天
在特别行动队A的行动区
这是唯一被发现的拍摄画面
显示在东部前线对犹太人的射杀
拍摄是官方禁止的
因为杀戮应该保密
他们只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他们记录了每一件事
然后送到了柏林
在柏林和B、C、D队 其他所有记录进行了合并
记录清楚地显示了 他们在哪些城市 杀了哪些人
在哪个城镇 哪个部队 由谁指挥 什么时间
这是第一个错误 保存记录
第二个错误是被我找到了
战后的纽伦堡
所谓的“千年帝国”处于一片废墟中
在这个纳粹曾举行纳粹党集会的城市
同盟国想将德国战争犯罪归案受审
在纽伦堡司法厅 主要战犯受审
他们下令施行这些犯罪 将据此被提起控告
但谁执行了这些谋杀?
27岁的律师本杰明·费伦茨被委任
负责查明并开始寻找线索
1947年初 他的调查团队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有一天 我的一个研究人员来了
他说“看我找到了什么”
他递给了我一堆文件 “来自苏联的事件报告”
这些是来机动杀伤部队
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死亡名单
把对成千上万人的谋杀
当做一种成就而记录
我拿了一个计算器
我开始汇总特别行动队A报告
这里有一万人被杀 这里1.5万人 这里两万人被杀
我开始把这些数字加起来
当我加到超过一百万时 我说“够了”
费伦茨想让党卫军犯罪的人接受审判
但他的上级拒绝
他们没有预算 也没有时间
我有点生气 我说
“你不能放过这些人!”
我手上有一百万人的屠杀 你不能放过他们!”
于是他说:“你能不耽误其他工作 把这个也做了吗?”
我说“当然” 他说“好 那你做吧”
于是这就成了 我律师生涯的第一个案子
我成为了人类历史上 最大谋杀案的首席检察官
复仇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想要的也不只是报应
我们要求法庭通过国际刑事诉讼确认
人类生活在和平和尊严下的权利
被告是特别行动队的24名党卫军
他们都领导机动杀伤部队
他们并不符合 好莱坞中纳粹行凶者的形象
那种形象是不太聪明的党羽
心里只想着杀尽可能多的人
但历史事实是 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有些特别行动队的领导 还有双博士学位
他们多数是中产 受过良好的教育 非常圆滑世故的人
绝对能聊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那种人
我们从被告奥伦多夫开始
其中一位是奥托·奥伦多夫
曾是特别行动队D的首领
他给600人下令 这600人一年中杀了九万人
奥伦多夫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我知道他是五个孩子的父亲
(首席检察官 特别行动队一案)
他很诚实
他的形象很好 知道吗?
他很帅 说话很清晰
他有一种胸有成竹
让人觉得很有魅力
我认为世界会认为
这个负责...
一支机动杀伤部队的人 不会是这个样子
大家会认为他又丑又老 疯癫、病态、虐待
也许有点沉默 有一些不合群
但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法官很喜欢他
法官说:“我很喜欢这个人 这个人看起来不错”
“但他会杀人 我不理解”
奥伦多夫用他的坦诚震惊了法庭
法官感谢了他很多次
因为他在1946年审问的时候
已经对盟军说出的证词
他们是怎么被运输到处决地的?
他们是被卡车送到那里的
总是能处决多少就立刻送过去
那是你的主意吗?
是
受害者被枪击姿势是什么样?
站着或跪下
就像1942年7月13日
汉堡101预备警察大队 去往第一次执行处决的路上
警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准备
他们显然没有经过指导 怎样执行枪击小队屠杀
第一次全都是即兴发挥
他们被带到了森林里
然后警察把他们 一个接一个领到森林里
有些是女性 有些是儿童
所以处决中没有进行去人格化
也没有让枪手和受害者之间保持距离
这里的情况是你对即将要杀的人 进行一对一的识别
然后近距离杀了那个人
几名警察报告走进森林的时候
与受害者进行了对话
有些人还是早期 离开德国的德国犹太人
有一个犹太家庭 持有汉堡的基诺电影院
这个杀手还去看过电影
他发现要杀掉这个他曾经去看电影的
电影院老板
更不用说这件事的心理伤害
非常大
受害者害怕失去性命 知道死亡即将来临
警察在经历情绪危机
因为他们知道即将近距离杀人
所以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经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些人开始恶心
因为他们身上都是脑浆和血
他们会吐 他们... 意志消沉 没办法继续
屠杀持续了几个小时
最后 1500名犹太男性、女性和孩子 倒在了森林里
他们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给他们发了酒
他们很多人都喝醉了 但他们都没办法吃饭
食物摆放出来 但多数人都没有胃口吃
有些人那天晚上做了噩梦
有一个男人甚至还在做梦中 把枪开到了天花板上
另一个人告诉他无委任状的警官
“如果我再要做一次 我会疯的”
所以有...
对有些人来说 这是非常可怕的经历
他们没办法想象再做一次
政府知道他们让这些人做什么
早在1941年夏天
一位高权力的党卫军领导人 谈到“给参与这项行动的人
心理支持”
“今天的印象”要通过
晚上友谊的聚会进行抹杀
奥托·奥伦多夫跟他
参与大屠杀的手下面临了同样的问题
奥托·奥伦多夫说
“我的手下比受害者更痛苦”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荒谬的解读
这是行凶者在找寻心理学机制
用来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
因为他们被迫做让他们痛苦的事
他的手下被迫去做让他们痛苦的事情
他感到同情
特别行动队有些士兵
会举起一个婴儿 把头碾碎在树上
省点弹药
他... 奥伦多夫解释说 “我没有允许我的人那样做
如果有婴儿 我都告诉他们 让婴儿的母亲胸口抱着婴儿
然后瞄准婴儿
因为那样就可以一枪杀掉两个人
可以节省弹药 母亲也不会哭了
所以他有对手下的同情 但没有对受害者的同情
在特别行动队一案中
法庭想知道是什么驱动了奥伦多夫 下达这些杀人的命令
他说他只是忠于他的政府
进行肃清的命令
来自于帝国的独裁元首
所以一定程度上说 这是独裁元首决定的政策
在纳粹政治宣传的精神中
奥伦多夫相信是犹太人造成了
苏联的共产主义
因此是德意志帝国的敌人
为什么奥伦多夫 相信那些政治宣传是真的?
我不觉得他认为那是政治宣传
他在一个民族主义家庭长大
在大学 有教授教他
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
共产主义的问题 犹太的问题
不停地给你灌输、灌输
就不断加强了 你心中已经存在的信念 知道吧?
然后一个政府开始掌权 政府说“对 这是真的”
他当然相信...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
他们该杀
大屠杀的一名幸存者 在战后的法庭作证
他们在坑边排队 挤在一起
然后他们开始枪击
(迪娜·普罗尼切维 1946年基辅军事法庭)
我闭上眼睛 握紧拳头
所有肌肉紧绷 跳了下去
坠落的时间无比漫长
终于 我掉到了尸体上
我没有被击中
一段时间后 枪声停止了
我听到德国人下到了坑中
去解决掉那些依然在呻吟的人
有些人还在因为死亡的疼痛 抽搐、抽筋
他们用手电筒看坑里是否还有活人 有就开枪
我装死 很害怕被发现
101预备警察大队的多数人
都不是坚定的纳粹
战后20年
他们描述给调查人员 怎样经历了这场犹太人的大屠杀
我现在脑海中依然能看到那些画面
我记得当时想
我们没有那么多土去填埋那么多尸体
我很生气我们变成了禽兽、杀人犯
我们没有把犹太人当成人类看待
在波兰佛镇对犹太人的第一场屠杀
非常可怕 造成了很多痛苦
然后他们很快就适应了
他们适应所做事情的速度
他们适应杀人 把它当做一种日常行为
对我来说 是在审问中 非常意外的一件事
能看出来在最初的几次杀人行动中
执行的人可以描述得非常详细
之后的描述就非常模糊了
他们都不记得事情发生在哪个城镇
(101预备警察大队)
执行者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
大队领导的影响
大队最高领导是威海姆·特拉普少校
指挥500人
他是个受欢迎的 受人尊敬的上级 他说
“如果我可以选择 我不会给你们下达这个命令 但是...”
他号召他们团结起来 支持他完成这个任务
而这个任务不是由他发起的
要他们不要放弃他
那是强迫和自由意志的结合
他们被告知可以拒绝这样做
但那样他们必须接受 战友要代替他们去做
那种组合
“这件事必须完成 警察大队必须做这项工作”
和“如果你软弱 可以拒绝 但是要牺牲你的战友”
这种组合制造了压力
导致了他们多数人参与了枪决
(1942年8月17日 波兰 罗梅兹)
(101预备警察大队 谋杀1700犹太人)
只有几名警察拒绝执行杀人的命令
不!我们已经在希望结束了
再来点土豆?
客观来讲
反对者没有发生什么坏事
他们被分配去做 打扫厕所之类的工作
他们被别人取绰号 混蛋、脏老鼠、娘炮等等
那些人没在家乡
晚上并不能回到家人身边
而是跟一群男人在一起 无法预知还要多久
总是跟同样的会折磨他们的人在一起
侮辱他们 排挤他们
你需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念 才能忍受这些
可能只是社交上的惩罚 没有身体上的惩罚
但是对人类来说 社交上的惩罚 是最难以承受的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驱动他们的是什么?
我不认为他们对犹太人那么执迷
他们的更大的驱动力应该是...
他们认为别人会怎么想他们
而不是他们怎么想犹太人
我觉得他们很执迷于自己
怎样度过这一切
沃尔夫冈·霍夫曼上尉认为 他可以承受这种压力
但他有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队长出现了心理身体疾病
每次他的连队应该进行一次 杀戮行动的时候 他都会生病
于是他因为严重的胃痉挛 卧床休息 都没办法下床
他必须让下属领导杀人行动
他想成为杀手 但他的身体崩溃了
男人们当然认为这是非常懦弱的行为
他非常难堪
对朱利亚斯·霍劳夫队长 情况非常不同
他很有野心 想搏出一番事业 在工作中做出一番成就
他陷入了爱情
霍劳夫在六月汉堡结婚了 就在第一次大屠杀之前不久
作为军官 他可以带着新娘来波兰 来到行动区域
他想弥补错过的蜜月
霍劳夫带他怀孕的新娘 去了一次犹太人区肃清
在所有人的证词中 整个行动中
最恐怖的一次犹太人区肃清
就是他们从缅济热茨 带走1.1万个犹太人
在犹太人区肃清行动中 射杀了一千个
街上横尸遍野
剩下的一万人送上了 去特雷布林卡的火车
火车上太挤了 他们只能把人推进去 把门钉上才能关住
不然门会爆开
她就站在广场上观看 目睹着这一切
这一定程度上展现出 霍劳夫对他做的事情很骄傲
想要向他的新娘炫耀
他一点都没有感到羞愧或者丢脸
犹太人区开始在整个东部涌现
人们一直被关在其中 直到被杀害
受害者被他们的折磨者拍照、摄影
警察看守着人们 杀了他们
但只在民族社会主义 统治的期间才发生
在这段时间之前或者之后都没有
任何警察决定大屠杀犹太人
我不认为人们生来就是杀人狂魔
我认为人们可以后天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变成杀人犯
我们必须思考个人和国家
是什么关系
如果这个国家说
“这是我们讨厌的群体
我想让你们 或者我们想让你们 确保这个群体的人都处理掉”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这些个人 就算跟国家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
对国家来说 他们是执行者 他们是工具
当国家不再拥有权力的时候
当政府更换的时候
他们不再行动了 也不再有理由这样做了
去参与国家的暴力
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理解行凶者很重要
能让我们去辩证地思考 我们与国家的关系
国家让我们做什么
战前的德意志帝国
在1933年 纳粹当权
改变了法律 去顺应他们的想法
对犹太人无情的仇视 成为了国家的教义
他们立刻开始将所有犹太人 从德国社会驱逐出去
大约有两千条反犹太法律通过
一群人被系统地排除 被污名化 被羞辱
迈向大屠杀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和“他们” 分成不同的类别区分开
所有人都注意到 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被迫离开自己家
自己的物品被拍卖 生意被“亚利安化”
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程序
这并不是秘密
这个过程加强了分裂
他们是“那些人” 而我们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把一个人在理论上 定义为不同
在实际操作中也给他们区别对待
对这个人使用暴力的意愿
就会自然产生
战争期间 身体的暴力升级
在德国占领下 东部发生了大屠杀
犹太人被平民攻击
1941年夏天伦贝格的照片
占领者助长了暴力的爆发
那些活下来的人 后来被德国人杀了
一个在伦贝格的行凶者 在战后法庭上作证
我们的首领告诉我们团队12个人 未来的任务
我们必须聚集起来 射杀犹太民族
护送队在距离坑70到90米的地方停下
分队长把他的手下这样分组...
...六个人守卫 六个人开枪
我被分配到了开枪任务
我个人被分配到了开枪任务
然后枪杀这样进行...
...大约45到50人 被分出来 领向深坑
...他们被领到了深坑附近
他们必须面朝我们排队
他们就是这样被射杀的
他们把这件事当成工作 当成任务 当成劳动
有时候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事
所以这样说来 是例行公事
但我认为他们依然 始终清楚做这件事的难度
就像我说的 他们始终清楚 他们要做肮脏的事情
他们被要求做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们被分到这个大队 是他们的不幸
被派去做这种事
每个行凶者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方式
在内心将他们做的事情合理化
“总有人要去干这些脏活”
或者“我们有历史责任要履行”
另一个因素可能是 “我比其他人更擅长”
他们都有内心说服自己的方式
让他们找到这次谋杀的意义
最终 这展现出了大屠杀
是由能理智思考的人做出的 不是像机器一样严格执行命令
而是能思考 能理解他们所做事情的人
(1941年10月16日 乌克兰 卢布内)
(处决前的犹太人)
我试了 只能射杀儿童
我身边的人会射杀母亲 我射杀她的孩子
我告诉自己那个孩子毕竟
没有了母亲无法存活
他把自己非常可怕的行为诠释成了
像是“赎罪”一样的道德善事
这是理解这些人 为什么这样做的关键
不是盲目服从命令
而是把命令诠释成 他们可以接受的样子
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看成 在道德上是正确的
为什么儿童也被射杀了?
奥伦多夫被要求解释
这个问题对
控告特别行动队的首领非常关键
我提出的这个问题
他说:“因为如果他们长大
了解到我们对他们父母做了什么
就会成为德国的敌人
我想要长久地保护祖国
于是 杀掉他们的孩子也很必要”
奥托·奥伦多夫自己 是五个孩子的父亲
丝毫没有任何悔意
威海姆·特拉普少校呢?
他明白自己做错了吗?
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恐怖
他甚至有一次对他的司机说
“上帝禁止德国输掉这场战争
因为如果我们在波兰这里做的事情
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伸张正义 希望上帝能对德国仁慈”
只有事后我才意识到 这是不对的
你开始辗转反侧
你以前有的明确想法已经不在了
别吵了!
那些人因为不断杀人而产生了钝感
-别说了! -是他开始的!
上帝啊!
-你想怎样? -我想回家
对我来说 某种程度上 这件事产生的最恐怖的
一个结论是 随着时间过去
整个大队基本上分成了三群人
第一群人是学会了 享受杀害其他人类的一群人
他们从这些杀戮行动回来
美美午餐一顿 对他们做过的事情开玩笑
一个在杀人中找到快乐的人是 哈特维格·内德
他变成了一个残忍的杀人犯 以杀害受害者之前
折磨他们为乐
犹太人被迫脱光身子 顺着深坑爬
而内德命令他的手下 用棍棒打他们
所以这里有个人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
他们看到的东西 完全改变了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就退化成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还有介于中间的一群人 他们算是有点被动的一群
当他们被要求参与行动的时候
他们按照命令行动
但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去
想要走出这种状况 或者想进行更多任务
第三类是反对者
比如亨兹·布曼中尉
几周后 他就把自己
转回到了汉堡
但这并没有让他成为一名英雄
他们总会找到方法
让机器保持运行
有些人会说他们那天感觉不舒服 或者感觉太虚弱了
但那不是反抗的行为
只是试着把个人从中抽离
而不去质疑整个警察大队
预备警察大队的成员
参与射杀了3.8万犹太人
把另外4.5万送到了灭绝营
101预备警察大队一案中
可怕的核心问题是
你不需要出于信念行动
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
就可以执行大屠杀
二战期间有超过130个警察大队
所有大队中 汉堡大队谋杀人数排名第四
某种程度来说 101预备警察大队并不典型
那在某种程度上让这件事更恐怖了
我们看到了没有任何准备 未经筛选 未经灌输
未经纳粹化的警察大队
都可以变成德国秩序警察中
杀人数量最多的一个杀人小队
纽伦堡 1948年4月10日 判决当天
绞刑
然后他们把手拿下来 放下 对法官点头 往后退
然后走到了电梯
然后就下了地狱
我去了法院下面的死刑室
跟他聊天
我之前从来没有在法庭外 跟任何被告交谈过
虽然我希望他能对我说...
我下去看他的时候 我知道他一定会被执行绞刑
“有什么可以为你做的吗?”
我以为他会说“告诉我的孩子们 我爱他们 告诉我妻子 我很抱歉”
没有任何忏悔或者悔意
他说在相似的状况下 如果要枪杀他妹妹 他也会开枪
我说“再见 奥伦多夫先生” 然后在他面前关上了门
我去了美国电视台的节目 他们说
“跟这些怪物说话是什么感觉?”
我说“他们不是怪物” 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杀了成千上万的儿童 这种人不是怪物?
我说“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人
他是怪物吗?”
那是杜鲁门总统
那个问题我始终没有得到答案
所以我毫不怀疑 奥伦多夫是德国的爱国人士
他执行了他认为 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情
但那不是一个普通人应该被允许
说出的话 还让他逍遥法外
战争后 德国想要遗忘
警察也想遗忘
六万名警官 在战期间参与大屠杀枪击
很多人1945年后留在了执法部门
后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 才开始清楚
德国普通人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大屠杀
司法部门调查了超过17.2万人
包括党卫军成员 盖世太保和警察
不到500人因为
参与种族灭绝被判刑
原告一方真是灾难
必须收集很多资料和文件
真的有非常有力的证据
但缺少了意愿去惩罚那些 参与犯罪的人
汉堡大队也被调查了
210位曾经的成员被问讯
1967年 其中14人被起诉
审判成功地揭露了队内行动
和行为模式细节
朱利亚斯·霍劳夫也被起诉了
那个把他妻子带到波兰的人
这些人中很多把自己视为双向受害者
他们是被选择去做第三帝国 最肮脏工作的受害者
然后他们还是战后执行的 新道德标准或新法律的
受害者
他们认为新道德或法律 强加在他们身上非常不公平
因为他们当时杀人的时候 并不是“违法”的
他们是去执行政府的命令
所以他们充满对自己的怜悯 而非愧疚
“我真可怜”
受害者不可怜 “我真可怜 看我 被要求去做了什么 被迫做了什么”
只有两个被告被判监禁
其中一个被告是朱利亚斯·霍劳夫
屠杀了8.3万人 他们谁都不觉得是自己的错
他们是陆地上的奴才
但每个警察都有自己的自由选择权
虽然选择的权力并不大
那些并非出于信仰杀人的人 他们顺从了
我觉得很不幸 这向我们展示了
在特定情况下 各种人都可能变成杀手
那个想进行种族灭绝 或者大屠杀的政府
永远不会因为缺少扣动扳机的人 而做不成这项事业
犹太大屠杀后 还有几次种族灭绝
发生了残杀和大屠杀
我们发现了其他的情况
有一些机制
让人们去杀别人 而没有任何个人的
或者心理上的动机
每次人们都可以对自己说 “我只是时代的齿轮 不是我的错”
有了这种态度 人几乎可以做任何事
犹太大屠杀在计划和执行上 是非常独特的犯罪
然而直到今天
人们依然会因为属于某个群体而被杀
(波斯尼亚 斯雷布雷尼察 1995年 超过八千人被杀)
(卢旺达 1994年 超过80万平民被杀)
(1968年 越南 梅莱 504名平民被杀)
(其中有173名儿童 56名婴儿)
我们喜欢认为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但我觉得其实
塑造我们更多的是 我们很少能掌控的事情
我们获得更大控制的方法 就是更觉察这些事情
写《他们是平凡人》 这本书的一个意义
是让人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脆弱 我们的可塑性
这样一来 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会意外自己有能力
做出更理智的决定 而不是盲目跟从
普通人是怪物吗?
我觉得所有人都能够做出
他们无法想象自己能做出来的事
我认为我们分离出“其他”行凶者
像奥伦多夫这样的人
是因为我们不想看着镜子 看到了自己反射的影子
他们穿西装 接受过良好教育 读过大学
会说多种语言
我认为我们想相信 我们绝对不会做出那些人做出的事情
你不必有意识形态
你不必仇视
你不必有任何特殊之处 依然可以杀人
所以问题是“平凡人 或者普通人是怪物吗?”
我觉得我们都有那样做的可能性
在纽伦堡的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
本杰明·费伦茨终其一生致力于确保
危害人类的犯罪不会再重演
在他的倡议下
国际犯罪法庭在海牙建立
至今战争犯罪依然在那里起诉
我们都是一个小星球的居民
我们需要意识到
不是我们拥有不同的宗教 来自不同国家 拥有不同肤色
而是所有人类 共同居住在一个小星球上
如果我们都追随同一条路 我们就会成功
如果我们不这样 就会灭绝消亡
我尽力了 我已经100岁了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但只要我能坚持 我就会继续
现在我要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人了
来 注意 为了回家
对 稍微拥抱一下
- 字幕翻译: - Jack